醒来时，心口是暖的。

我等你”

她在末尾画了一只蜷着睡觉的兔子，改了三次还是觉得不满意，旁边添了个歪歪扭扭的坦克轮廓，是照着那天被他抱上去坐着的那辆画的，连弹痕都复刻出来。

她把所有信都仔仔细细收好，放在枕头底下，每天晚上睡前读一遍，像某种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午夜弥撒。

她总觉得，这会让她每天的梦安稳些。

可这份安稳，只维持到第三周，便被前线涌来的混乱消息击碎了。

报纸上的标题一天比一天耸人听闻：《英军空降兵突袭荷兰》《阿纳姆桥激战》《我军浴血阻击》。但具体战况，永远被包裹在“激烈交火”“英勇抵抗”“局势可控”这些雾气般的词汇里。

俞琬早已学会从字缝里嗅出真相，如果是“激烈交火”，说明还在坚守。“顽强阻击”暗示着防线岌岌可危，而“战略性调整”，那就意味着在撤退了。

而红十字会内部传阅的瑞士报纸，则会刊登一些冰冷的数字：“据不完全统计，阿纳姆地区三日交火，双方伤亡逾八千人。”

她看着报纸上那些模糊不清的照片：断桥，冒着黑烟的房屋，横陈路边的尸体，有些穿着英军的空降兵迷彩，有些套着被熏黑的野战灰。

市场花园行动一开始，从前线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很快挤满了走廊，埃因霍温，奈梅亨……一个个地名在担架员的呼喊声中反复碰撞着。

更直接的消息开始来自伤员。重伤员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……沉默。

头几天，还有伤员断断续续地挤出来几句：“桥…还在……”“英国佬冲了三次……都打退了……”

但后来，渐渐只剩下微弱的呻吟，偶尔有清醒的，也只是呆滞地瞪着虚空，嘴唇和离了水的鱼似的开合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那是一种被炮火震碎了灵魂的空白。

俞琬在无影灯下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睛，她能修复好他们的肌腱，接好他们的骨头，却缝不好他们被炮火震碎的神经。

伤员实在太多，俞琬不再去档案室“整理档案”了，维尔纳直接把她调进了手术组，全天候待命。

暴雨夜的那封信迟到了整整七天。信封被雨水泡得发胀，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拆开时还散着点血腥气，字迹也比她见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狂放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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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国人攻得很凶。我们伤亡很大，但阵地还在。

我的手受伤了。不重，弹片擦过，缝了五针，所以字丑了，你别笑。

也别哭。我说了不重，还能拿枪，还能指挥。军医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是你缝，会不会更整齐一点？

等我回来。

英军明天会有一轮猛攻，如果收不到信，别慌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迟到了，好好活着，接下来的一切，听约翰安排。

我爱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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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行字突兀地砸在结尾，墨迹比其它部分都重都深，像是最后时刻才决定补上，却用了全身力气压着笔尖。

没有简笔画，没有兔子，也没有豹子。

俞琬坐在书桌上，信被反复展平又折起，直到那张本就脆弱的信纸，几乎要沿着折痕裂开。

他受伤了…伤势究竟重不重？“新一轮猛攻”又意味着什么？但他写得太少，太匆忙，像一份压缩到极致的战地简报。

她目光久久停滞在那句“迟到了”上面，还有最后的那一行，“我爱你”。

不知何时，窗户的插销松了，狂风裹挟着雨点泼洒进来，雨水浸透了居家裙，冰凉的布料黏在脊背上，她却浑然不觉，一动不动。

眼泪混着雨水在信纸上交汇着，和那些晕开的蓝色墨迹融为一体，正如此刻她乱成一团的心绪。

大雨里的阿姆斯特丹化为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的教堂钟楼时隐时现，哥特式的尖顶，宛如浸泡在泪水中的十字架。

她忽然转过身，快步走到衣橱前，从抽屉里掏出那把鲁格手枪，是克莱恩留给她的，冰凉金属压在掌心，沉甸甸的。

一个疯狂的想法在脑海里炸开来。

如果你死了，我就用这把枪，一个一个找。谁开的火，谁投的弹，谁逼你留在那座桥上，一个两个，直到子弹打光。

这个念头蛮横，暴戾，带着血腥气，又幼稚得像孩子的复仇幻想，半点不像是那个说话都轻声细气的文医生。

但她此刻就是有这样的冲动，想对抗什么，想毁灭什么，哪怕与这夺走一切的战争同归于尽。

她紧紧握住枪柄，青色血管微微凸起。

但最终，还是松开手指，把枪轻轻放回原位。

因为他说过，要好好活着，因为她是医生，不是士兵，因为她的战场在手术台，在止血钳和缝合线之间，她的敌人是死神。

她用手背抹去眼泪，把信极小心地折好，然后翻出信笺纸，笔尖颤抖地悬停许久，才稳稳落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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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