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，别说死不死的话。茹冰考上了，您还得等着抱孙子呢。”

冷姑爷愣了一下，然后仰头大笑，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，他也不擦。那笑声很粗，很响，震得茶馆的瓦片都嗡嗡响。莫愁姑姑在旁边看着，又是哭，又是笑。她抹着眼泪，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，把碗堆成了一座小山。

那天晚上，东西哥哥主动要求和丽媛老师一起去井边打水。月光下，两个人的影子一前一后地投在青石板路上。丽媛老师看着东西哥哥的背影，忽然加快了脚步，和他并肩走在了一起。夜风吹起她的发梢，拂过他的臂膀，月光把他们并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

开学后，东西哥哥把我们班召集到教室，给每个人发了一颗白云庵的水果糖――那包糖他一直省着，没有吃完，还剩二十来颗。他说这东西不是普通的糖，是佛前供过的，吃了能沾福气。

“可你们别光顾着吃糖。佛前供的糖，不是让你光等好运的。”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，“想考上大学，还得靠自己。你们看我这头发――留了剪，剪了留。以前以为长头发代表自由，剪了觉得没了自己。现在发现，头发的长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头发底下的脑壳里有没有东西。”

我们吃着糖，听着他这番“头发理论”，都觉得新鲜。刘二娃大着胆子问：“那脑壳里头要有什么东西才算有东西？”

“你心里觉得真正重要的东西。”他顿了顿，扫了一眼窗外，道，“比如，考出去，见世面，不让爸妈白供你。”

教室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爆发出掌声和笑声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表着决心――有的说要考大学，有的说要当老师，有的说要去外面看更大的世界，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画下来。刘二娃说他要去翠屏山上拜佛，求菩萨保佑他考上中专。张大勇说他要请东西哥哥写一副“家有千书”的对联，贴在床头天天看。女生们闹得最欢，一个个把自己的目标写在纸条上，折成纸鹤串在教室的窗棂上，说等毕业了再拆开看。

窗外，阳光洒在操场上。白果树的叶子已经落尽了，可枝桠上，已经冒出了几颗小小的新芽。它们在秋风中瑟瑟发抖，却顽强地紧紧抓住枝头。

只有美媛老师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，隔着窗户看着里面热闹的景象。她的目光穿过雀跃的人群，落在正弯腰给女生解题的东西哥哥身上。她没有进来，只是把手里的一摞团支部文件轻轻放在窗台上，转身走了。脚步声轻得谁也没有察觉。

期中考试结束了。我们班再次考了年级第一。

成绩公布那天，刘二娃在教室里光着膀子挥舞着成绩单，张大勇把他的鞋藏起来，他都不生气，光着一只脚继续挥。孙小梅涨红了脸冲进教室，宣布自己几何考了九十分，然后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。王红梅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，一边拿本子登记每个人的成绩。只有李三娃在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地把他那双早已看不出白色的布鞋从课桌里拿出来，整整齐齐地摆在脚边，然后对着它们傻笑了很久。

郑校长在颁奖大会上再一次念到了我们班的名字。他站在台上，两支金星钢笔在衣兜里闪闪发光，脸上的笑容依然是那副标准的校长笑容。可他说的话，却跟以往有些不一样。

“有些同志问我，为什么三班每次都能考好？我告诉他们，因为三班有一个好班主任。这个班主任，不仅教学生课本上的知识，还带他们走到了书本之外，让他们知道，人生不只是分数，还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。”

他顿了一下，目光越过人群，落在坐于前排的东西哥哥身上。

“什么是教育？教育，不只是教会学生做题。更是教会学生做人。”

台下掌声雷动。东西哥哥站起来，鞠了一躬。他的头发已经长到肩头了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坐下去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嘴角轻轻弯着――不像之前那样想笑不敢笑，而是坦坦荡荡地弯着。

丽媛老师坐在教师队伍的最后一排，她也在鼓掌。她没有笑，可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像是盛了两汪星辰。

放学后，我一个人跑到了街口的七杀碑前。夕阳正挂在东山之巅，把整座重阳镇染成一片金红。七杀碑上的裂纹在夕阳中泛着血色，无字碑在夕阳下像一个沉默的说书人。我把自己的成绩单折成一只纸飞机，对着夕阳，用力掷了出去。它飞出去几丈远，一头扎进碑座下的草丛里，不见了。我知道，来年开春，这里会开出新的野花。

几天后，我奉东西哥哥之命，去极乐寺还愿。他嘱咐我，把那本静闲师太送的《大悲心咒像解》供在观音菩萨面前，拜三拜，替他还当初在佛前许下的心愿。我在放生池边遇见了上次见过的那个老婆婆。

老婆婆的记性真好。隔着老远，她就笑着喊我小施主，还认出了我脚上的布鞋。我忍不住问她还认不认得我们甄老师。老婆婆笑了，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瓣一样绽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