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名叫陈建军，今年十八岁，来自湘北贫瘠的乡村。今年开春，我告别卧病在床的母亲，告别破败老旧的土坯老屋，怀揣着挣钱养家、为母治病的执念，千里迢迢南下广东，奔赴这片人人都说“遍地黄金”的热土。我没有学历、没有手艺、没有背景，唯一能依靠的，只有一身不怕苦、不怕累的力气。几经辗转，我在樟木头镇子边上的一家小型五金加工厂安顿下来，成了一名最底层的杂工。

这家私人小厂老板姓周，尖酸刻薄、贪婪吝啬，十里八乡的务工者都私下叫他“周扒皮”。他压榨工人、克扣工钱、苛刻刻薄，在周边务工圈里早已名声在外，只是我们底层务工者无处可去、别无选择，只能咬牙忍受。

整整三个月，我日出而作、夜深方息，拼尽全身力气干活，从未有过一丝懈怠。每日天未破晓，天色尚且漆黑，我便提前到岗开工，打磨金属配件、搬运沉重原料、清理工业废料、打扫车间卫生、装卸货物，包揽了厂里最繁重、最肮脏、最耗体力的所有杂活。车间里机器轰鸣、粉尘漫天、噪音刺耳，金属碎屑时常飞溅划伤皮肤，油污污渍浸透衣衫，日复一日的重体力劳作，磨粗了我的手掌、磨破了我的掌心、熬垮了我的精神，可我从未有过半句抱怨。

我心里只有一个念想：好好干活、踏实挣钱，攒够薪水寄回老家，给卧病多年的母亲抓药治病、调理身体。母亲常年缠绵病榻，身体孱弱、常年咳喘、无法劳作，家中无劳动力、无收入来源，我的每一分血汗钱，都是维系母亲性命、支撑整个家的救命钱，容不得半点浪费、半点懈怠。

我任劳任怨、勤恳踏实，熬过了整整三个月的酷暑劳作，熬过了无数个疲惫难眠的夜晚，终于熬到了发薪之日。可黑心的周扒皮却百般推诿、恶意拖欠，一次次找借口搪塞，迟迟不肯发放工钱。我一次次低声讨要、好相求，换来的只有他的敷衍、呵斥与恶意刁难。他笃定我无权无势、孤身一人、无处说理，笃定我奈何不了他，便肆无忌惮地压榨我的血汗、侵占我的辛苦钱。

家中母亲病情日渐加重，汤药即将断绝，日日盼着我的钱款救命，我被逼得走投无路、万般无奈，只能守在工厂门口，拦住下班的周扒皮，再次硬着头皮讨要拖欠已久的三个月血汗工钱。我克制情绪、好沟通，只求拿回属于自己的辛苦钱，从未想过惹是生非。

可周扒皮为人歹毒自私、心胸狭隘，被我当众讨要工钱，自觉丢了脸面，当场恼羞成怒，语刻薄、百般辱骂，拒不认账、拒不付钱。双方争执不下、语渐烈，恰逢镇上治安队的巡逻小队路过，例行街头证件盘查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人心险恶至此，人性贪婪恶毒至此。周扒皮为了赖掉工钱、报复我当众讨要薪资，竟趁我转身与治安队员周旋、出示证件的空档，飞快伸手，将我贴身衬衣内袋里妥善存放的暂住证偷偷揣进了自己口袋，动作迅速、悄无声息。

藏好证件后，他立刻变脸，扯开嗓子高声叫嚷、刻意污蔑，对着几名治安队员大声造谣，污蔑我是四处游荡、无业游荡的三无盲流，污蔑我寻衅闹事、扰乱工厂秩序、敲诈勒索老板，煽动队员立刻将我抓捕带走。

我又气又急、满心悲愤，当场就要上前理论、夺回证件、澄清事实。我拼死挣扎、极力辩解，想要戳破他的谎、讨回公道。可就是这一番正当的反抗与辩解，成了治安队员暴力执法的借口。一名治安队员二话不说，抄起手中硬邦邦的黑色橡胶警棍，狠狠抡动，带着风声重重砸在了我的后脑勺上。

剧烈的钝痛瞬间炸开，贯穿整个头颅，眼前骤然一片漆黑、天旋地转，双耳轰鸣、浑身脱力，身体踉跄着重重栽倒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。不等我挣扎起身、不等我开口辩解，几名治安队员一拥而上，粗暴地拖拽我的胳膊、按压我的后背，不顾我的挣扎疼痛，硬生生将我拖拽起身，连拖带拽、粗鲁蛮横地推上了这辆墨绿色解放牌货车的后车厢。

从头到尾，无人听我辩解、无人核实真相、无人过问对错。在那个强权至上、底层无人权的年代，在治安队的权威面前，在老板的刻意污蔑之下，我们孤身漂泊的底层务工者，所有的委屈、辩解、真相，都显得苍白无力、微不足道。被无证抓捕、被警棍殴打、被强行转运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无人追责、无人过问、无人鸣冤。

指尖依旧摩挲着头皮黏腻的血痕，伤口的钝痛阵阵袭来、绵延不绝，可比起皮肉之上的伤痛，心底翻涌的愤怒、悔恨、不甘、焦虑与绝望，早已层层堆叠、彻底碾压了生理的疼痛，几乎要将我的心神彻底吞噬。

三个月起早贪黑、日夜不休的血汗付诸东流，救命的薪资被黑心老板恶意克扣、肆意侵占；我贴身妥善保管的合法暂住证，被人恶意藏匿、刻意夺走，硬生生剥夺了我在这座城市的唯一合法身份；我安分守己、勤恳谋生，从未作恶、从未惹事，最终却落得被殴打、被抓捕、被囚禁、被转运的下场，人身自由被彻底剥夺，尊严被肆意践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