躲避的动作，一只手，就搭上了他的肩膀。

那只手，很有力，带着粗糙的茧子，按在他的肩膀上，像一块沉重的石头，压得他，喘不过气，压得他，几乎，要弯下腰去。那只手，冰冷而坚硬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仿佛，不是人的手，而是，一块冰冷的铁块，死死地，按住他，不让他，动弹一下，不让他，有任何，逃跑的机会。

“站住。”

那声音，不大，但很有力，像一把钝刀，砍在肉上，没有多余的语气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只有，不容抗拒的命令，只有，冰冷的威慑力，瞬间，打破了他，所有的侥幸，所有的希望，让他，瞬间，陷入了绝望的深渊。

九十年代的治安队，在外来务工者眼里，就是这样的存在――他们穿着灰蓝色的制服，腰上，别着对讲机和黑色的橡胶棍，眼神锐利，像鹰一样，扫视着，每一个外来务工者，说话冰冷，行事果断，没有丝毫的情面可讲，只要，你没有暂住证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在干什么，不管你，是不是，在好好干活，不管你，是不是，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他们，都能，毫不犹豫地，把你抓走，关起来，要么，让厂里，花钱领人，要么，直接，送你回老家，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。

陈建军的身体，瞬间，僵住了，浑身的血液，好像，都凝固了，不再流动，不再循环，浑身，冰冷刺骨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他能感觉到，自己的心跳，“咚咚咚”的，跳得很快，很快，快要从嗓子眼里，跳出来了，手心，全是冷汗，把口袋里的信封，都浸湿了，信封，被他，无意识地，攥得皱巴巴的，里面的钱和信纸，被揉得不成样子，仿佛，随时，都会，从信封里，掉出来，消失不见。

他的身体，开始，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，冷――或者说，他以为，是冷，但其实，那是害怕，是深入骨髓的害怕，是对被抓走的害怕，是对无法赚钱回家的害怕，是对家里人失望的害怕，是对未知命运的害怕。那种害怕，像潮水一样，将他，紧紧地，包裹住，让他，几乎，窒息，让他，几乎，崩溃。

两个人，从他身后，绕到了前面来。都穿着，灰蓝色的制服，戴着，大檐帽，帽檐，压得很低，遮住了，大半张脸，只能，看到，他们的下巴和嘴唇，看不到，他们的眼神，却能，感受到，他们身上，那种，冰冷的威慑力，那种，不容置喙的威严。

前面那个，矮一些，身材微胖，脸圆圆的，看起来，不到三十岁，却有着，与年龄不符的沉稳，眼神，很老，像看什么东西，都看腻了，嘴角，挂着一丝，不耐烦的神情，手里，把玩着一个对讲机，对讲机，“滋滋”的电流声，断断续续，在安静的夜晚里，格外刺耳，每一声，都像，扎在陈建军的心上，让他，更加紧张，更加害怕。

后面那个，高一些，身材瘦长，脸也瘦长，嘴唇，很薄，抿成一条线，嘴角，往下撇着，眼神，很冷，像冰一样，没有丝毫的温度，像在看一件，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像在看一件，没有生命的垃圾，扫过陈建军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停留，没有丝毫的怜悯，只有，冰冷的审视，只有，不屑的嘲讽。

“暂住证。”圆脸的治安队员，开口说道，声音里，带着几分慵懒，带着几分不耐烦，却又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没有多余的废话，直接，切入正题。

那时候，暂住证，就是外来务工者的“命根子”，是他们，在这座小镇上，唯一的“通行证”，没有它，走到哪里，都抬不起头，走到哪里，都要小心翼翼，走到哪里，都可能，被治安队，抓走，没有丝毫的安全感。陈建军，心里，很清楚，自己，没有暂住证，厂里，虽然，说正在办，可还没有，办下来，他，拿不出，那张，能证明自己“身份”的小卡片，拿不出，那张，能让他，安安稳稳，在这座小镇上，生存下去的“通行证”。

陈建军的手，开始，剧烈地发抖，手指，僵硬得，几乎，握不住东西，他的嘴唇，动了几下，想说话，想解释，想祈求，可声音，有些发颤，有些结巴，结结巴巴地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在厂里上班，厂里说，正在办……办暂住证，还没下来，真的，同志，我不骗你们，我刚来，不到两个月，厂里说，再过几天，就下来了，再过几天，我就能，拿到暂住证了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，在心里，默默祈祷着，祈祷着，他们，能相信他的话，祈祷着，他们，能手下留情，祈祷着，他们，能放他一马，让他，先去邮局，把钱和信，寄出去，让他，能给家里，一个交代。他的眼神里，满是恐惧，满是无助，满是祈求，像一只，被抓住的羔羊，只能，任由，别人，宰割，只能，默默，祈求，别人，能手下留情。

“厂里说？哪个厂？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拿不出来，就是拿不出来。”圆脸的治安队员，皱了皱眉，语气里的不耐烦，更浓了，手里的对讲机，又“滋滋”响了几声，电流声，更加刺耳，“我见多了，你们这些外来务工者，没办暂住证，就找这样的借口，什么厂里正在办，什么再过几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