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没在地方有实绩者不能入三府不是谎话。这件事必须以下诏的方式落实。

在朝堂上烧了一堆文书，又对台谏敲打了一番，朝中对皇家马场侵占案的声音终于减弱。

到了春天，每年官员升降考核，有的上升了，有的下降了。

无人发现，曾经所有提议不养马而是买马的官员，都调离了核心处。

甚至连那些官员自己都没想过自己迁官的原因，以为是惯例调动。

积累了几十年的奏章，谁知道新帝竟然从故纸堆里找出来看？

他们上过的文书说过的屁话，他们自己都忘记了。

赵暾将上书献过马政可行政策，只是因为宋朝“守内虚外”的国策被无视的官员，不动声色地聚集在了西府之中。

这些官员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中。

他们非同一个派系，政见也各不相同，近年来的上书也没有相似的地方。

可能是例行调迁？

除了宰执，最了解赵暾此番行事逻辑的，就是记录赵暾言行的修起居注王珪了。

王珪很惊讶。

皇帝召宰执议事，议事细节肯定会被告知群臣。否则群臣哪里知道皇帝和宰执的决策，及时进谏？这样悄悄行事，似乎不太合理？

王珪十分谨慎，又惯常顺从圣意。他只是心存狐疑，但守口如瓶，不妄加揣测，只做好记录的本职工作。

赵暾无所谓这件事是否传出去。

传出去也行。群臣知道朝堂的风向，自有人会聚集过来为他所用。宰执和王珪将此事守口如瓶，倒是令他挺意外的。

赵暾见王珪处事谨慎，有一日问道：“你想被重用吗？”

王珪满头雾水。这当官的还有不想被重用的？陛下的提问颇奇怪了些。

他委婉答道：“每一位臣子，都渴望能为君王效更大的力。”

赵暾：“嗯。你想外放哪一处贫苦之地？”

王珪瞪大眼睛：“臣可是说错了什么？”

赵暾：“没有。君王居于庙堂之上，难以体恤民苦。臣子为君王左膀右臂，自是要见过民生最艰难之处，才能补足君王不足。”

王珪瞠目结舌。这……这意思是，要被重用的大臣首先得“流放”？

皇帝问话，大臣发呆，本是失礼的事。

赵暾向来不在意大臣这点小失礼。王珪发呆，他就继续低头批改文书，等王珪缓过神。

王珪在历史中，也是个早早进入中央，没有多少地方经历，在朝堂也没有多少建树的宰执。

但没有建树，不代表王珪无能。

在皇帝自有主意的时候，能弥合朝堂裂缝的“好好先生”，反而是一种大本事。

而且王珪与司马光不同。司马光是完全没有地方任长官的经历，第一次主事就遇到边境摩擦心神崩溃。王珪虽然只在地方上当了三年通判，表现比司马光强势和亮眼得多。

王珪任扬州通判的时候，正逢淮南王伦起义。

因元朝修史照搬宋人自己写的国史，元祐之后又将宋仁宗捧为千古第一仁君，淡化仁宗一朝的社会矛盾，后世对仁宗朝的社会矛盾尖锐的现状不太了解。

其实庆历新政的迫切并非来自西夏，而是“庆历民变”。

庆历年间连年天灾，山东河北等地百姓流离失所，宋夏战争带来的军费和岁币开销更是令百姓雪上加霜。

山东贫苦流民王伦率领流民起义，拉开了庆历民变的序幕。

庆历民变在《宋史》中被淡化，但从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的奏章中可以窥见一二。

王伦一路南下，一直打到淮南、江南。沿路官员多弃城逃跑，直到朝廷派禁军围剿。这一点，在范仲淹和富弼对知军晁仲约的讨论，便可窥见一二。

王伦只是“群盗”中影响较大的一支。在庆历年间大臣的奏章中可以看出，庆历民变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，“群盗”已经在京畿游荡。

王珪就任扬州通判时，正好撞上了王伦起义军南下。

王珪在任，能严厉处置对他轻视的吏民，在王伦起义军攻打扬州城时严阵以待，提议开城出兵袭击，吓跑了起义军，可见他处事手腕还是有的，至少比当时当部分弃城逃跑的官吏强。

如果王珪能在地方上历练出来，赵暾不会吝啬给他机会，就当是看在他外孙女李清照和孙女婿秦桧的脸面上。

赵暾笔一顿。咦，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一闪而过？

嗯，这个笑话挺不错。小叔叔的军报该到了，这个笑话夹在文书中，给小叔叔送过去。

……

正在写报捷军报的曹佑突然感到了一阵深入骨髓的寒意。

他庆幸地看了一眼窗外。窗外春雨绵绵。

还好他赶在这一场春雨之前结束了平叛，否则入山之路可不好走了，后勤压力会增大。

曹佑拢了拢外套，将写好的军报放到一旁，拿起夹杂在朝廷谕令中的家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