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画画，其他事情也做不了，投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；偏偏那个时候，光靠画，根本养不活自己。

要是知道学画会迎来今日之局面，我当年还不如去学个会计管理，或许还好找工作些。

放寒假之前，我迷茫得可以坐在座椅上放空一上午。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天后，我给何佑民打电话了。

何佑民听了我的描述，他说：“你想不想出国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爸妈应该也供不了我出国，何况我语言不行，听不懂外国人讲话。”

“那你打算去哪里生活？”

“广州。”我如实回答，“内陆更加没有发展余地，广州还算是有钱。”

何佑民沉默几秒，告诉我：“实在找不到的话，你可以来我的公司当设计。”

“……啊？”

何佑民抛出的橄榄枝，我没有接。我只是说了一句“我再努力找找”。

那天挂了电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除了对我的未来感到迷茫，我还对我和何佑民的关系感到失望，想想我和他认识也有两年有余，我不相信他对我没有半点纯粹的感情。

可当他说我可以去他的公司工作时，我总觉得，他自始至终都将我们的关系看得过于物质化。我打电话给他，并非想寻一个工作，只是简单的倾诉，即使他无法安慰也好。

二月的一个早晨，我才醒过来没多久，就被祁钢一个电话闹得头晕眼花。

他大概八九点打了过来，用破锣嗓子喊：“费白唉！我可能要明年再考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本来这个月月底就复试了，但是忽然发了通知，因为非典，复试取消了，我报的那个大学就只看初试成绩了。我没考上啊！”

祁钢说着说着就几乎要号啕大哭。我听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，却不知道如何安慰他，只好听他哭了一阵子，他自己把电话挂了。

但是从一月底左右起，非典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已经越来越大。

就好比春运期间，去火车站，发烧感冒的都不能上车，上车也得偷偷上，躲过测量，听说被抓到了发烧的，会直接被关起来，听起来就跟抓怪兽一样可怕。

有时候我怕的反而不是非典，倒是医护人员，他们穿着白色的防护服，戴着面具，让我敬而远之。

我父母把服装厂暂时关了，又买了很多柴米油盐堆在家里，而这其中醋买得最多，瓶瓶罐罐不同样子的醋堆了一个角，我妈时不时倒出来煮，煮得满屋子酸味，呛得人难受。她说这样可以消毒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家药柜里时不时会新添几盒板蓝根，最后塞满了整个药柜，可没有一个人喝过。

更令我无可奈何的是——他们每天哪儿也不去，也哪儿都不让我去，一家三口大眼瞪小眼的围坐一起。我和他们没有共同话题，只能听他们讲公司的事儿。

因为这般战战兢兢的景象，我越发担心在云南的何佑民现在怎么样了。

父母总在家，我找不到机会打电话，只能给何佑民发放短信，何佑民不爱看短信，打字也打不快，通常发过去之后要一两天才收到回复，回复的话也是寥寥无几，无非是“一切都好”这类字眼，丝毫不像平日里荤段子满嘴跑的人会说的话。

果然短信没有电话来得实际，电话没有面对面来得亲密。

这整一个寒假我过得坐立不安，好不容易熬过去了，初春开学前，美院临时通知开学推迟，但是我没告诉我爸妈。

一个晚上，我趁着他们都熟睡了，蹑手蹑脚地去他们皮包里偷了钱，第二日一早，拖着本该拖去上学的行李，去了火车站。

从家里溜出来之后，我呼吸到了对我而言新鲜得不能再新鲜的空气。在家里我闻够了醋味儿，如今哪怕有人告诉我我所呼吸的空气里有细菌病毒，我也在所不辞了！毕竟比非典更让我害怕的是被非典吓坏了的我爸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