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他们是蒙蔽圣听的“小人”；更无法忍受皇帝在军国大事上，有时会采纳这些“小人”的荒谬意见，或绕过他直接指挥部分军队。

而皇帝，在经历了世家集体背叛的惊惧后，对任何可能坐大的力量都充满了警惕，包括徐徽，他既需要徐徽的刀来抵御外敌，又害怕这把刀反过来伤了自己，于是他有意扶持其他寒门将领、近侍来分徐徽的权，玩起了危险的制衡把戏。

猜忌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迅速生根发芽。

徐徽觉得皇帝“鸟尽弓藏”，听信谗言，辜负自己的忠心与功劳；皇帝则觉得徐徽“恃功而骄”，渐有不臣之心。双方在兵力调配、粮草分配、人事任免上摩擦不断，甚至发展到在朝堂上公开争吵，徐徽有时握拳瞋目，皇帝则拂袖而去。

内斗严重分散了本已捉襟见肘的精力，更导致政令、军令时常矛盾，前线的败仗，有多少是源于后方的不和，已难以厘清。

就在这内外交困、江河日下之际，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却依然保持着一种可笑的、穷奢极欲的虚荣，尽管实际控制范围已被压缩到建康城及周边几个濒临失守的县邑，但他封赏的“百官”一个不少，三公九卿、各种名号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……官爵如同雪花般滥发，只为笼络人心，哪怕受封者可能明天就投降崔霖。

庞大的宫廷开支、臃肿的多余的官僚、以及为了维持体面和安全而必须保持（甚至还要扩充）的 禁军，像无底洞一样吞噬着本来还算充盈的府库。

陆韫在时，建康城三大府库平时储备了四百余万石的粮食，用于分发俸禄，以及做为南方与徐州粮食交易的中转站。

按理，这些粮食中有三分之一已经收款，需要发往徐州，皇帝刘钧也不只一次担心徐州会前来武力讨要，但姑姑似乎对他很失望，回信中言语淡淡，只让他好自为之，那些粮食她也不要了，只希望他看顾着治下，别让百姓饿死。

而如今，府库已然空虚，其中的粮食已经不足二十万石，夏粮还未入库，就算入库，也是杯水车薪。

为了维持军队，建康城的小朝廷只是苦一苦治下残存的百姓。苛捐杂税自然要起来，讨逆税要收、马税不能少，还需要强征兵丁、牛马加入劳役，建康城内米价日涨，盗匪横行，百姓怨声载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