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依然带着点距离,但足够让女孩在走进办公室时,不再需要先做三次深呼吸了。
下午的手术格外特殊些,病人是个二十岁的莱比锡青年,战前在钢琴系主修肖邦,他三根手指的屈肌腱,都被地雷弹片给切断了。
“如果能接好,”维尔纳在术前刷手时低声说,“他也许还能弹琴。”
手术很精细,需要在显微镜下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缝线,把肌腱一针一针地缝合,太紧会影响血供导致坏死,太松则无法愈合。
总共屏息凝神做了三个小时,最后一针打结时,女孩的视野已经模糊成一片了,分不清是汗水,还是用眼过度生出的生理性泪水。
回来时,挂钟已经指向已经五点了,迟到了足足一个钟。
她脚步发沉地推开门,早已做好了被约翰“警告”的准备了。
可男人只是坐在走廊椅子上,目光在她发红的眼眶上停留一瞬,最终只是沉默地颔首。
而办公室里,她发现的桌上多了一样东西。是一杯红茶,虽然已经凉了,茶渣沉在杯底,但能看出来泡得很浓,还加了几片风干的柠檬。
茶杯底下压着一张纸条,茶会凉——herich。
杯壁还残留着一点点余温,她低头抿了一口,茶汤入口的瞬间,久违的单宁酸裹着柠檬香刺激着味蕾,这是真正的锡兰红茶,不是现在时兴的那种用蒲公英根调制的代用品。
这是她来阿姆斯特丹后,第一次在办公室里喝到别人给她泡的茶。
她抬起头,望向门边的座位。女人正背对着她,戴着袖套,手指在键盘上敲击,哒哒哒,节奏快得有些凌乱,像在掩饰什么似的。
许是这天的手术太耗心神,回家的路上,女孩累得眼皮发沉,一动不动看着旧城区的街灯在暮色中次第亮起来,思绪却全然放着空。
在拐过市政厅的时候,约翰罕见地主动开了口。“海因里希太太。”
女孩如梦初醒般转过头,显是还没反应过来他这没头没尾的一句。
“她儿子,”约翰的声音在引擎的低鸣中平稳得可怕,“不是失踪,是阵亡了,上个月,第聂伯河附近。”
战争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残缺的拼图。有些人缺了肢体,有人失了家园,更多人缺了亲人,所有人都缺了“正常的生活”。
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响填补了接下来的沉默。窗外是灯火管制下的阿姆斯特丹,一如几个月前的巴黎那样,浸没在了墨水里。
“约翰,”俞琬轻声说,“谢谢你告诉我。”
约翰没应声,奔驰770k平稳地驶过蓝桥,运河倒映着天际最后一抹暗红色,转瞬便没了踪迹。
天一黑下来,困意就漫上来,在女孩眼皮几乎要阖上时,男人的声音又冷不丁飘过来。
“下周,我生日。”
很突兀的一句话,俞琬微微睁大了眼睛:“生日?”
“嗯。”约翰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,“三十岁。”
她这才恍然记起来,克莱恩有次同她说过,约翰是远房亲戚带大的,从小到大就没过过几次生日。
“那……你想要什么礼物吗?”女孩的睡意瞬时褪去了几分,眼里漾着认真。
约翰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,喉头滚动了一下。
“再做一次…那个姜糖。”
很平淡的语气,但俞琬听出了一丝……不好意思?不是要求,甚至都算不上一个请求,更像在确认,自己是否被允许索要一点点甜。
这个在食堂里掏枪震慑人、在枪林弹雨里依然面不改色的约翰,讨要生日礼物时,竟像个第一次开口要糖果的孤儿院孩子。
她忍不住弯了弯眼睛:“好,我给你做。”
变化不止发生在办公室里,对俞琬来说,更重要的变化,发生在她与那个既近又遥远的战场之间。
起初,信是准时来的。
每三天一封,和在巴黎时一样,借着军邮系统的辗转,穿越战火送到她手中,信封是军用牛皮纸,很厚实,能防水防潮。
第一封到时,女孩正埋头在病历山里,约翰把它放在她桌上,又退回门口去。
她几乎是颤抖着拆开信封,信很短,只有一页,字迹一如既往地刚劲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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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抵达集结区域。天气糟糕,雨下个不停,道路变成了泥潭。我的座驾(那头钢铁老虎)今天第三次陷进去,工兵骂骂咧咧挖了一下午。
营地在一片橡树林里,蚊子比法国多。昨天经过一个被炸毁的教堂,半截钟楼还立着,钟却不见了,向导说被当地人拆去熔了做子弹。很聪明。
按时吃饭了吗?睡觉时窗户关紧。
别做傻事,好好待在阿姆斯特丹,配给不够立刻告诉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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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葡萄宝宝的长评:
有时候对于这种情窦初开的年轻人可能要一些“距离”和“比较”才能确认对方在自己这里的特殊,“比较”不是指和闲杂人等去

